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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的移民史

日期:2019-09-05编辑作者:首页

很多幕,还是有小感动的。奥巴马的狗那段,实在是很可乐。不过,理性想想,漏洞挺多。
一个多年没工作的拜金小三怎么就突然变自强自立的妈妈了?美食杂志编辑,怎么说也是读过大学,英语怎么就差得边检说话都听不懂。更别提吴秀波那个背书似的英语,一个心血管医生是怎么懂妇产科这么多事儿啊。
话说,老钟是怎么放出来的?看家里的装修以及小三花钱的架势,这钱绝对来的不干净。花着别人不干净的钱,瞒着人家老婆做着小三,除非真爱啊,不然这女的品格该多差!但是你听听电话里老钟的暴发户调调,家里“达芬奇”式装修,能是一个着迷《西雅图夜未眠》的女编辑的真爱吗!
这小三还是很强的,享得了福,吃得了苦,换得了龙头,摆得了地摊。大款也傍了,儿子也生了。最后嫁给了一个美国医生,顺利洗白白,住豪宅,拿绿卡。
我希望的结局,是两人就这么分手别过。两年后各自成家,最后拖儿带女地在西雅图优桑地偶遇,默默无语两眼泪……(完)

文|周保松(香港中文大学教授)

猫西:这是我唯一一次如此固执的想要让你们看到一篇文章。因为它篇幅很长,可能点击量不高,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让你们看到。如果文章最终数据不好,我也觉得值得。因为,这就是为什么我憎恶香港。 

我移民香港,22年了。

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。跨过去的时候,并没想过后来种种。此刻回过头来,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。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,多年尘封不动。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,我独坐一室,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。

20世纪80年代至今,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。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,就好像细流入深海,静默无声,不知哪里去了。再出现的时候,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。这并非事出无因。对很多香港人来说,“新移民”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,常常和家庭暴力、骗取社会保障援助、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,是个不光彩的标记。新移民既是外来者,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,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。很多人认为,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,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,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,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。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,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。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,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,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。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,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,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。于是,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,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,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。

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,却又彷佛并不存在;明明有话想说,却又无法可说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,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。1949年以降,历经几波大移民潮,目前七百万人口中,真正称得上“原住民”的,少之又少。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,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,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。两年前,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《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》,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,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,情绪热切而激动。这教我诧异。那一刻,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。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,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,但往往事与愿违。

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,经济考虑是最重要,甚至是唯一的向度,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,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。政府最关心的,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,令新移民脱胎换骨,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,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。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,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,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,在精神﹑文化﹑家庭、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﹐却往往被忽略漠视。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,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,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,要求多聘几个社工,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

1999年12月,林婕,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,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,在最美好的18岁,从高楼一跃而下,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:“我很费解,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难道‘我来自内地’就是我的罪过吗?”林婕的死,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。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,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,说:“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我感到十分羞愧;对林婕和她的母亲,我有无限的歉意;作为教育署署长,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,竟然发生在教育界、在学校里。这真是莫大的讽刺。”

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,打破一池死水,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。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,社会并没任何改变。人们其实並不了解,又或不愿意了解,林婕为什么要死。香港这样一个“繁荣安定”的社会,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。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,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。于是,林婕的死,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。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,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。

一直以来,我也如此相信。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,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。二十年过去,我才开始懂得问,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,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?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,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?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,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?我开始意识到,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,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,改造的代价是什么,谁去付这些代价。

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,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。要解决任何问题,了解是第一步。要了解,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,道出他们的心声。以下所述,是我的移民史。我的经历,不多也不少﹐只是我的个人经历。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,不多也不少,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。当然,我们活在同一城市,个人如何分殊,总有时代的烙印。

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,我放学回家,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。我呆了好一会,然后咬着牙,说,我不去。眼泪便跟着流下来。

我不愿意离开故乡,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,因为我活得快乐。活得快乐,并不是因为富有。事实上,我家里一直很穷。我出生在农村,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,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﹐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,饱受政治之害。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,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。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,既没有考试压力,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,一般同学相亲相爱,日子过得无忧无虑。我走的时候,办的是停学手续,而不是退学,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。出发那天,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,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,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。车站拥挤凌乱,我们执手相看泪眼,初尝人生别离苦。

我能够来香港,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。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,为人能干正直,在单位受人敬重。他申请探亲时,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,伯父却苦苦劝他。临返国内前一刻,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:“扁舟飘忽到桃源,车水马龙别有天。凡心未了留不住,他朝徒叹误仙缘。”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,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。几经挣扎,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。我后来才体会到,对父亲来说,这是个艰难的抉择。父亲那时正当盛年,工资虽然不高,但事业发展顺利,和同事合作愉快,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。选择留下来,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,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。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,一个月工资1000元,减去租金,早已所剩无几。

我出来工作后,父亲有次和我说,考虑职业时,一定要选择有意义,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。这番话,说来轻描淡写,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。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,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、地位、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,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,代价不可谓不大。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,受到怎样的对待,也是值得的,甚至应该的,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,甚至领取社会援助,收入也较国内高。更重要的,这是他们的选择,因此没有资格抱怨。诚然,选择来的人,必有来的理由。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,更是毋庸多言。但这并不表示,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,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,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。选择是否值得,每个人有不同判断。但财富多寡,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,并不总是划上等号。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,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,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。

事实上,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。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,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。他们面对的,是基本的生存问题。唯一的出路,是接受现实,胼手胝足努力工作,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。他们初到香港,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,自觉处于社会边缘,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,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,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。第一代移民的名字,往往叫“牺牲”。

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,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,父亲却已垂垂老去。即使粗心如我,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。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,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,例如年少的轻狂,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。即使是“反右”运动和“文革”时被批斗的情形,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。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,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。2007年6月30日,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。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。我问父亲,回首过去,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。父亲沉默良久,说,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,我不后悔。

严格说来,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,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,本身并非一个实体,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。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,一切归于个人,与社会无关。因此,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,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。家的概念,延伸不到那么远。或许正因为此,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,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,亦无亏欠之情。

未移民之前,我对香港的认识,全部来自流行文化。那个年头,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,《大地恩情》、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一出场,便风靡一时。但真正教我们着迷的,还数《大侠霍元甲》。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,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。因此,八时半过后,所有课室便出奇地安静,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,蓄势待发。钟声一响,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,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,跨上自行车,在街上横冲直撞,直奔家里。沿途停着叶振棠的主题曲“昏睡百年,国人已渐醒”,待赶到家,刚好正式开始。

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,张明敏、邓丽君、徐小凤、许冠杰、林子祥一一登场。那时候,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,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,彼此交换,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,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。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,早已乏人问津。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,开了一家唱片店,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,然后大量翻录转售,几块钱一盒,在小镇大受欢迎。

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“荼毒”的,还数武侠小说。我自小沉迷书本,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,小学三、四年级时已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大明英烈传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镜花缘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。那时找书不易,什么书都读。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,是梁羽生的《萍踪侠影录》。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,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。谁知书一上手,便再放不下,结果不眠不休,两天内将书啃完。我至今仍记得,读后步上天台,眼前晕眩,心中无尽怅惘失落,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,只想尽情大叫。在我的阅读史中,那是一个分水岭。我的近视,也因此加深,但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,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,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。

接着下来,我发觉一本叫《武林》的月刊,正在连载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。但不知何故,连载几个月后就停了,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,对武侠小说上了瘾,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。上了中学,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,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,但一定要熟人介绍。我大喜,央求这位同学做我的介绍人。出租屋有点神秘,屋内黑沉沉的,书架上排满了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的作品,全是繁体字版,封面用牛皮纸包着。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,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。租书除了十元按金,租金要两角一天。这是相当贵了。当时租一本连环图才两分钱,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。但那真一片新天地。为了省钱,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。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学会繁体字,也学会逃课,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。在别人专心上课时,我却偷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,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,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;在夜阑人静时,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,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,与郭靖、黄蓉、杨过、小龙女同悲同喜

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,除了功夫爱情,同时呈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。对是非黑白的坚持,对弱者的同情,对朋友的道义,对承诺的重视,对民族的热爱,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。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,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。可以说,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,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。说来有点好笑,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,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。

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。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,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。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,90年代全面市场经济的时代仍未到来,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,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。香港的电视剧、电影、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,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。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,是使人欢愉。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,却能深深出动人们的情感。邓丽君的中国小调,《大地恩情》的乡土情怀,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,甚至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,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。尽管如此,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。父亲去了香港以后,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,开始有了电风扇,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,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。但记忆中,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。香港仿佛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。

抵达香港那天,最初迎接我的,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。当年的鸭寮街,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。旧摊档满地,叫卖声盈耳。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,拖着行李,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。抬头上望,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。

我们住的地方,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。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“唐楼”,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,却住了三户人家,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。板间房再分为两层,父母住下层,我住上层,算是个阁楼。阁楼没有窗,晦暗局促,人不能站直,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。躺在床上,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压下来。

初来的一年,日子难过。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最近重读,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:“离回家还有358天。今天简直快要疯了,真想偷渡回故乡去。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。”然后是7月8日:“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,现在要我死也愿意。”这样的情绪,整本日记随处可见。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方便,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。生活最大的寄托,是写信和等信。邮差每天派信两次,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。我每天起来,脸未洗牙未擦,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。如果有信,自然满心欢喜。没信,便难掩失落,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另一次派信。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。

新移民最难适应的,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,而是“生活世界”的突然转变。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,包括我们的语言、传统、价值、社区网络人际关系,以至日常的生活习惯等。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,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,理解行动的意义,并肯定生活的价值。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,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,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。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,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,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。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,最难忍受的,就是这种断裂。没有邻居,没有社群,没有共同语言,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,只能捱和忍。

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。表面上,语言、读书、生活各方面,虽有困难。慢慢也能应付。但在内心,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。走在街上,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;回到家中,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;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,我会为中国队打气;每次返回家乡,我才有着地的感觉。时过境迁,我已很难用语言描述“这个地方不属于我”的孤独。未到香港前,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。银民后,我彻底变成另一个人:自卑、孤僻、不合群、极度忧郁。伴随这种心境,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,而是李煜、李清照、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。

读到中学四年级,我的迷惘更甚。为求出路,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,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,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某天放学后,夕阳斜照,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,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,我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。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,看着红灯转绿灯,绿灯转红灯,人动也不动,茫然四顾,不知何去何从。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,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,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不正常,所有问题都处在自己身上。

苦闷的时候,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。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,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,街道也乱糟糟的。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(后来拆了,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),石硖尾街的天光墟(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,故有此名)仍在,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,再加上福华街、福荣街、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,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,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。在这里,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,随即挑出蛇胆,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;会见到柜台高高,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;当然还有琳琅满目,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。

我最喜欢的,还是到鸭寮街淘书。鸭寮街并没书店,“收买佬”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,随意堆在一起。要挑书,便要不怕脏,而且需有耐性。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,是小说散文,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唐君毅的《哲学概论》和梁启超的《饮冰室全集》等。后来读大学时,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(Richard Rorty)的成名作《哲学与自然之镜》英文版。

住得久了,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。我家的居住环境,还不算最恶劣。更差的,是那些住在“笼屋”的人,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,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。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,导致六人死亡,五十多人受伤,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。张之亮当年拍摄的《笼民》,便是以此为题材。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,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,有的在下棋打牌,有的在发呆。新移民也不少。只要在街上转一圈,什么口音都听得到。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,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,而我每次回家,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埗闹市散步。

1985年9月,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。父亲为我读书的事,四处奔走,却一直苦无头绪。本来有私校肯收我,但学费太贵,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己同乡会办的学校。严格来说,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。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,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,噪音不绝于耳。学校除了几个课室,没有任何设施。课程只办到中三,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。

学校离家不远,步行15分钟便到。第一天上学,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,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,以广东和福建最多,但也有更远的。大家一开口,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,十分有趣。从一开始,我便喜欢这班同学。我们背景相同,谁也不会瞧不起谁,而且来到新环境,大家都需要新朋友,所以很快就混得很熟。平时下课后,我们会联群结队去“斗波”,往游戏中心“打机”,到桌球室找乐,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。我们有心读书,却不知从何学起。学习环境实在太差,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,老师难以施教。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,却不知从何做起。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,父母教育水平普遍偏低,更要日以继夜工作,根本无暇理会我们。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,自生自灭。

开学不久,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。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,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(俗称裤头带)的工序,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。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,同学遂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。工资按件计,一条一毫。如果熟手,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。工作本身极单调,但几位朋友一起,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,不算特别苦闷。

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。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,而且工作较多,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“大只广”的朋友便过去跟他。阿卓和好几间制衣厂有协议,哪里要人便去哪里,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,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。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,相当复杂,包括贴商标,折叠,入胶袋,开箱封箱,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。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,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,非常消耗体力,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,不是易做的工作

大只广是恩平人,比我大两岁,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,好抱不平,喜饮酒抽烟,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,上课常常和老师抬杠,是我们这群同学的领袖。我和他性格不同,却很投契。他的数学很好,英文却差,半年不到,已对读书失去兴趣。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,已是晚上十一点,天下着小雨,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杠来,谁也不让谁,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。那一夜,我们没有伞,却不畏雨,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,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,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。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,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,却一直长留在心。1986年夏天,我领到回乡证后,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,再会合我的几位同学,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。我们在漓江畅泳,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,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,快意非常。

大只广读完中三后,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,中间赚过一些钱,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。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,又迷于赌博,以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。再后来,便没了音讯。我们的老板阿卓,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,遭警方发现,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。我们工作过的制衣厂,也要搬到国内要么倒闭,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。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,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,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。就我所知,能读上大学的,不足数人。而我读完二年级后,就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。

现在回过头看,便觉得当时香港政府对待新移民的方式,大有改善之处。例如我们来港后,人生路不熟,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找学校,于是只好四出向同乡打听,像盲头苍蝇般乱撞。记忆所及,除了一家叫“国际社会服务社”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基本英文课程,政府并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任何协助。我们就读的学校,也从没试过为新移民学生提供什么特別辅导。我当时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,现在才意识到,有多少新移民学童,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中,失去多少机会和承受多大的挫折。只要政府在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,给他们多一点扶持和多一点关怀,他们的路就易行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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